還有太多必須反覆再說的事－《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譯後

文/劉介修

從來不知道我和玻利維亞發生關係，會是這樣開始的。在這之前，我只知道這裡曾經是讓格瓦拉(Che Guevara)的革命未竟而喪命的所在。

兩年前我到南美旅行時，曾經有機會穿越祕魯邊境到La Paz去看看。當時看到許多La Paz的小販扛著Coca Cola的空瓶，那些帶著黑色圓帽，穿著毛織蓬裙的原住民婦女，多半有著圓滾滾的身軀、黝黑的皮膚，在玻利維亞和祕魯邊境做著可樂的「走私」生意，把玻利維亞的可樂扛來祕魯賣好一點的價錢，再扛回空瓶搭著「瘋狂公車」穿梭在高聳的安地斯山脈，回到玻利維亞。當時就很想跟著他們一起「偷渡」穿越邊境，不過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畔的小農的盛情餐宴，還有他們暖烘烘的古柯茶(Coca Tea)，讓我和玻利維亞顯得緣淺。

兩年之後，我的第一本翻譯的作品出版了，這是一個關於玻利維亞街童的故事。一名哈佛醫學生，在還沒有搞清楚玻利維亞到底在哪裡，街童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群人，懷抱著莫名的熱情和浪漫理想，搭上了飛往La Paz的班機，來到了一個援助街童的孤兒院。起初，這樣的故事一點也不吸引我，因為我以為又是一個把苦難簡化，把醫者擺在過高的神聖位置的老調。不過隨著閱讀和翻譯進度的向前進行，我在一個一個街童的人生故事當中，每每屏息，每每沉思嘆息。每當街童們說著自己生活的樣貌、人生的遭遇，孩子們不是無辜的啜泣，更多的時候反而是一種街頭的抵抗。孩子吸食著油漆的稀釋液、他們偷竊、相互鬥毆，街童有著外人難以理解的文化和價值，他們因為沒有被真正的愛過，因此也從不信任他人過於輕易的愛，他們所有的抵抗，不為什麼，只為了有尊嚴的活著。作者作為一個醫者，常常不是一個趾高氣昂神氣的英雄，更多的時候，他誠懇地面對自己的懦弱，面對自己的無措，把這些孩子的命運跟自己作為一個亞裔美國人的「美國夢」持續地對話。

我常常在翻譯的過程中，每每憤怒，每每拭淚，每每搥胸頓足。故事的引人入勝，深植在一次次的親歷之中的故事，每一個感人和深刻的敘說，都直接觸動我一個平凡人最深沉的感受。我不說這是我的「憐憫」或者「愛心」，因為如此直接的感受顯得過於做作和廉價。「故事」很多時候不應該意味著討論的終止，或者更為深刻的社會分析的絕緣。在每次拭乾眼淚，平復心情之後，我知道我應該要繼續翻譯下去；我知道說完故事之後，還有更多要反覆再說的事。

玻利維亞是南美最貧窮的國家。過去的帝國殖民，以及獨立之後的貪污腐敗，使得這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度，到處充滿了貧窮和苦難。豐富的礦產，並沒有許諾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富足的生活，反而在帝國肆虐的年代，跨國的資本老早就看中了這裡的寶藏，土地的資源成了帝國賺錢的工具，玻利維亞的人民成了一個個大型礦場的奴工，被迫掏空著家園的資產。帝國殖民的年代之後，似乎真正的苦難仍未遠離。政府大量向外舉債的代價，使得玻利維亞必須接受各國際組織提出的「援助」方案，其中包括最主要的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使得包括玻利維亞在內的開發中國家門戶大開，政府諸多的優惠措施使得外國資本大量的湧入，公共服務大量的私有化，人們的基本需求服務成了高昂的奢侈消費。其中2000年玻利維亞的第三大城Cochabamba將其水資源私有化的政策，最為人所知：私有化的水資源除了價格三級跳之外，連自行取用地下水，或者收集雨水都被當地法律所禁止，人們因此沒有乾淨的水可用。世界礦產價格的動盪，以及消弭古柯鹼的行動，使得仰賴礦產以及古柯生產的玻利維亞的經濟在20世紀末跌到谷底，人們的生活更形雪上加霜。農村和礦區失業的人們大量湧進都市，渴望新的生活。書中許多街童的故鄉，El Alto，即是一個在首都La Paz週邊郊區，一個湧進大量農村移民的貧民區域。

這本《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原來的書名為 《When Invisible Children Sing》，我一直無法找到適當的翻譯，不過我可以確定的是，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人，和玻利維亞的街童一樣，「春天」不知道何時才會來到。也許，當我們更真實地「看見」他們的生活，「看見」那些不被理解的「脫序」背後，「看見」苦難背後更為複雜的社會經濟結構之後，「春天」的氣息會稍微更近一些。

這本翻譯作品，讓我想起了穿梭在安地斯山脈的峻嶺之間，一路在窮山惡水中每每爆胎，不知道是貨車還是客運的巴士，還有那些扛著可口可樂空瓶同行的原住民婦女，以及在車上變著各式小把戲兜售糖果的小男孩。

也許在這些街童的故事背後，還有更多必須要反覆再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