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劉介修
近日喧騰的「瘦肉精事件」,由農委會驗出美國進口的豬肉含有乙型受體素揭開序幕。之後台灣豬農串聯抗議,指控政府對美國進口肉品和對台灣豬農是兩套標準,並指出台灣政府甘受美國施壓,被迫開放含有瘦肉精的豬肉進口。美國在台協會隨後更大聲貝強調要「把科學與政治分開,讓台灣可以依照確切的科學根據來做決定。」並以日本、南韓和澳洲等國作例子,指出這些國家都允許含瘦肉精的美國豬肉進口。
「瘦肉精事件」,無論是在野黨拿來作為攻擊執政當局無能的利箭,或者又被以台美關係生變來做文章,還是不斷地強調各種科學與衛生標準依據,都仍然沒有把整個事件說完。在這背後沒有說完的是全球食品貿易在過去十幾年來的變遷,以及其所帶來的食品安全、安定與健康的威脅。
食品經濟在當今的全球貿易中佔據了超過百分之十的比例,甚至比石油貿易都還來得高。食物的生產在過去的半世紀裡頭顯著地成長,如果就生產的總量來看,早已能滿足全球每一個人的生存所需。此外,在歐美國家的大量農業補貼之下,全球的食物價格始終維持著「天天都便宜」的情況,而且似乎仍然沒有看到任何即將漲高價錢的訊息。然而,當農業生產的總量不斷攀升,食品價格也持續探底之際,世界上每天仍然有超過五億的人們在飢餓中受苦,而且這個數字仍然在很多地區持續上升當中,並以西非和東非的情況最為嚴重。此外,在這些遭受飢荒侵襲的國度之中,他們同時也面臨了肥胖的流行。在很多國家裡頭,高社經地位者逐漸擺脫肥胖,而肥胖正一步步成為貧窮的表徵。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窮人在飢荒和肥胖的雙重負荷之下,面臨了更危艱困的健康威脅,貧窮和疾病的相互作用此時更為突顯。
對於農業和食物體系的全球性的理解,有助於我們探索這個現象背後的不平等關係。過去二十年來,全球食品生產、處理、分配和銷售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轉變。戰後美國大量的農業補貼,以及全球自由貿易的發展,使得美國得以將其低廉的農產品傾銷至許多中低收入國家。以小麥來說,到了1960年代末期之後,美國出口的小麥在低收入國家的市占率已經超過60%以上。根據農業與貿易政策組織(The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的研究,美國對於本國農作的農業補貼,使得美國農作得以用生產成本的20-60%的價格傾銷全球,這造成了中低收入國家每年數百億美金的農業損失。縱使世界貿易組織明定著反傾銷條例,諷刺的是,過去超過一半的反傾銷宣告都由OECD國家所發動。
這種歐美農作的傾銷提供了發展中國家新興工業都市中大量勞工便宜的飲食,同時也造成了這些國家飲食習慣的變遷。此外,他們在長期仰賴進口農作的情形下,紛紛將原本多元的當地作物轉變為少數的單一作物,或者大幅地減少農業的投資與發展。當這些中低收入國家仰賴美國進口的農作之際,只要進口農作的價格攀升,他們往往只能依靠大量舉債度過難關。隨著全球食物生產總量提升,以及價格持續低廉,很諷刺的是,全球飢荒人口有超過四分之三居住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這些原本即以各種農林漁牧來滿足自身生存需求的人們,在各種跨國企業將手伸進他們世居的土地之後,漁人們的漁獲量因為大型漁業公司的侵入逐漸減少,而大型伐木企業帶著政府核發的執照剝奪了森林中原來人們的權利。更嚴重的是,農人們逐漸失去他們的故土,或休耕,或被收購。這種放棄本國多元農作,過度依賴進口,形成許多國家食物不安定的結構。
全球競爭下的食品產銷系統,形塑著一個更依賴大型機械、大量資本的生產機制,同時需要一個全球的行銷和販售管道才能支撐起這個大型的生產系統。因此,跨國公司取代了小農生產的模式,原本在自己土地上自營耕作地農人現在只得淪為跨國公司的契約佃農,仰賴的是遙遠而無法控制的市場和價格。今日,少數的幾家跨國公司掌控了全球食物供應鍊,舉例來說,全球有超過80%的穀物掌控在六家跨國公司,60%以上的咖啡豆掌握在僅僅八家公司手上,三家跨國公司便壟斷了超過80%的香蕉貿易,西方世界的茶葉有超過90%由七家公司掌控。這種少數跨國公司壟斷的情形,除了農產品之外,在農業相關的肥料和種子市場當中有相同的景況。
歐美先進國家早已飽和的食品供應鍊,讓跨國公司面臨很大的挑戰。以美國來說,平均每個人可以分配到3800大卡的食物,這個數字早已遠遠超過日常生活所需的熱量。在原始農產品的價格始終維持探底的趨勢下,跨國公司開始思索各種擴大其邊際利益的方法。加工食品即是其中重要的手段。透過科技的應用,原始的農產品在加工過程後成為具有附加價值的產品,這個過程中同時不斷地降低食品中原始農產的比例,藉由各種工業技術增加其非農產的成分。代糖的普遍使用便是一個例子。在這個原始農產被替代的過程中,食物原本的營養成分也逐漸地被抽離,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化學添加物。
伴隨著愈來愈依賴工業加工的食品生產系統,跨國公司也展開了他們的全球行銷策略。食品產業是全球最大的廣告商,光在美國每年便投入了三百億美元以上的廣告投資。同時,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行銷也愈來愈積極,現在我們可能很少人不認識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或者雀巢,很多國家的人甚至喝可口可樂的量,比喝牛奶要多得多。這種情形下,跨國的速食和飲料商不斷地擴充他們的全球市場,過去十幾年來,麥當勞在美國以外的國家的分店足足成長了四倍。跨國公司的生產系統搭配上全球的積極行銷,造成了許多發展中國家飲食習慣的變遷。諷刺的是,在歐美國家開始注重飲食的健康,希望能多吃些蔬菜水果、豆類製品和米飯之際,這些跨國公司開始向許多東方的發展中國家輸出那些他們認為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和產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飲食的觀念開始改變,這些大量加工、高脂高熱量的食品往往成為窮人較為經濟的選擇,這造成貧窮族群健康更嚴重的威脅。貧病成為難兄難弟。
全球食品貿易的變遷造成了全球食物安定以及飲食轉型嚴厲的挑戰,同時也形成全球人類健康的威脅。因此在我們進行各種公共衛生計畫,倡導各種個人化的健康飲食策略,或者針對單一食品檢驗不斷形成爭議之際,也許有更多影響更鉅的全球食品經濟的脈絡應該被看見。而這對公共衛生專業來說,除了需要更多本土的研究來探詢台灣的實際脈絡,也需要在全球公共衛生的架構中來突破。
延伸閱讀: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Food an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cMichael P(ed.) (1994) 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agro-food system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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